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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中国如何应对第二次人口转型︱我们这个

来源:西藏生活网  | 2019-11-08 10:08
人是意志性非常强的动物,有自己的观念,人不是一个机器,你想打开就开,你想关就关。好比生育政策一放开大家............

谢宇:中国如何应对第二次人口转型︱我们这个

谢宇表示,人不是一个机器,你想打开就开,你想关就关。好比生育政策一放开大家就都会生两胎,一收紧大家就只生一胎,这是政府的一个误区。澎湃新闻  黄桅  绘

7月,是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固定且密集的社会方法暑期班培训期。作为中心主任的谢宇,同样也是暑期班培训项目的组织者和授课教师。

量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暑期班,自200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2004年,刚刚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谢宇受邀访问北京大学,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林建华在与谢宇交谈中提及可一起制定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计划,而暑期班就是计划之一。

也是从2004年开始,谢宇的研究重点聚焦中国家庭,十余年来,谢宇的学术成果多与中国家庭有关,涉及领域包括结婚、离婚、同居等。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谢宇,每年依然会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奔波于北京和美国新泽西州。

谢宇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本科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专业是冶金工业,他说,“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文科专业可以选”。那是一个“梦里会出现图书馆”的年代,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对世界的好奇,谢宇成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1982年,谢宇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科学史硕士学位,读研期间,机缘巧合选修了一门社会学方法课程,从此迷上定量研究。在1984年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博士阶段,谢宇选择了社会学。

无论是工科专业,还是社会学研究,谢宇始终坚持以数据为研究支撑。因为在定量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37岁的谢宇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正教授职位,45岁时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此之前,没有一位华人社会学家当选该院院士。五年后,谢宇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目前,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团队青年化,平均年龄在31岁。研究人员多集中在中国研究,但是100%具有国际背景,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康星大学等世界名校。中心还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联合设置博士后研究职位。

“想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就要知道微观的个人与家庭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不能用太情绪化或者是太激烈的方式来讨论社会问题”。

2016年,围绕中国婚姻家庭,以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谢宇组织年轻社会学者创立了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文章在学术论文基础上,经过话语转化形成适合大众阅读的传播内容。

采访中,谢宇提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面对家庭。家庭的变化对社会是一个威胁,我们要意识到它带来的后果。”

近些年,谢宇与他的团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型上。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开始了第二次人口转型,不同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第一次人口转型。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特征和表现概括起来,包括:结婚减少,离婚、同居、再婚增加;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增加;出生率降低等。

“私人化”和“社会化”是现代家庭的两个重要特征。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在《当代家庭社会学》中所说的:现代家庭中,“集体或者个人的独立性需求以及对公共层面与日剧增的依赖感”。

在采访中,谢宇表示,中国目前已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型期;政策和社会应该更加尊重个人的选择,理解和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生育率走低的趋势已经确立。

谢宇:中国如何应对第二次人口转型︱我们这个

谢宇

从冶金专业到社会学研究

澎湃新闻: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您曾说过大学志愿是自己填的,当时觉得科技可以救国,所以选择了冶金专业,为什么读了两三年后发现不是这样的呢?

谢宇:科学在西方是怎么发展的,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我当时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还比较模糊,总觉得技术可能是有限的,技术发展、科学发展一定是大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当时就想更多地了解西方社会和科学的来源。

澎湃新闻:毕业后为什么没有投身改革开放大潮中,而选择了出国,成为第一批出国留学生?

谢宇:当时没有想马上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知识还不够,学习的欲望很强,总觉得好像大学没学到什么东西,知道得太少了,这个世界太大了,可学的东西太多。

前几天,我跟学生讲,以前我经常会梦到藏书很多的图书馆,这是我们这代人才会做的梦。当时觉得很多书都没机会看,很多事情不了解。

澎湃新闻:这是不是与当年特定的际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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